【当代社会与经济观察】疫情下的经济观察与社会观察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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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下的经济观察与社会观察之思考

　　应该说，对疫情的确切经济影响，现在定论为时尚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而且也是共识，那就是至少短期增长将明显受挫。着眼于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速，回想前一段一些经济学家的争论，我们认为保6已经是不必要、不可能的了。可以说是“事后诸葛亮”(当然也不完全是事后)，但也可以暂时抛开疫情因素，单就中国经济自身本来面目予以辨析(也确实是笔者此前的思考)，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疫情因素加以考察。

　　一、保6是否具有必要性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按照既定目标，这要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那么2019—2020年中国GDP需年均增长6.2%。考虑到统计偏差，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结果修订后的2018年数据，以2019年实际增速达到6.1%计算，则2020年增速达5.6%即可实现。

　　保6论者强调的一个主要论据，就是增速低于6会导致悲观预期，进而抑制投资、消费，造成恶性循环。这个考虑不无道理，预期和信心确实很重要，但对预期本身及其影响因素，不能简单一概而论，需要具体分析：

　　首先，是谁的预期和信心对经济影响最大?很显然，由于中国民营经济的“56789”(即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经济活力主要源于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的预期和信心直接关乎经济增长。

　　其次，是什么因素对民营企业家预期和信心影响最大?很显然，这个因素不是GDP增速的具体数字，而是营商环境，特别是安全感、稳定感。长期以来民营企业事实上的相对弱势地位，2018年出现的“离场论”等论调，都对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和稳定感造成了消极影响。对此，中央及时否定了有关论调，专门召开座谈会给民营企业家吃了定心丸，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措施(前不久又出台了28条)。这些问题解决了，增速不保6，预期和信心乃至整个经济也会大大改善。

　　最后，是什么后果严重到非要保6?应该看到，从横向国际对比来看，5到6之间也算是比较高的增速了，低于6也不会是灾难，而且中国经济内在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新兴机会多，“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保6也不至于太差。对此，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二、保6是否具有可能性

　　保不保6，大家争论的一个焦点是潜在增长率，但大都认为这个指标计算方法多样，计算结果偏差大，甚至连概念本身都没法说清楚，于是就认为没什么可采信的，就没必要考虑，就可以按照“需要”来确定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固然不能精确计算，但也有个大致范围和基本遵循，并非漫无边际、无所适从。

　　事实上，已经有经济学家及其团队对此作了比较扎实、深入的研究，有了相对比较可信的结论。比如，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及其团队就全面考察了中国潜在增长率的几种计算方法，并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变化两个角度来预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经由分析国际数据发现劳动生产率潜在增速呈下降趋势和由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增长率逐年下降的基础上，他们计算得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逐渐下降：2016—2020年间降至6.28%左右、2021—2025年间降至5.57%左右，此后也将继续逐步下降。

　　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换为中高速增长直至低速增长，将成为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这个研究是在四五年前开展的，其结论与近几年实际经济增长较好吻合。无独有偶，刘世锦最近也组织了一个团队研究潜在增长率问题，他们计算2020至2025年中国潜在增长率基本上都在5%到6%之间，今后也将在6%以下。

　　当前很多保6的观点，是基于“中国发展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才能解决”这样一个朴素的逻辑。白重恩教授和刘世锦教授从实证角度的分析为我们打开了观察这一问题的另外一扇窗户。但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经济规律告诉我们，抛开其他暂且不论，单就基数已经很大而且越来越大(现在中国一年要增加一个中等国家的GDP)而言，经济增速下降到6%以下是确定的，迟早要来，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现在看来，受这次疫情影响，这将不幸地发生在今年。早在疫情发生之前的岁末年初，国内外不少机构就预测中国经济2020年增速将低于6%;从去年12月16日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的回答看，官方对2020年破6也是有所准备的。彭博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舒畅、欧洲首席经济学家Jamie Rush和首席经济学家欧乐鹰最新撰文称，疫情将使2020年GDP增速保持在5.7%，低于2019年的6.1%，比彭博经济研究在疫情爆发前预测的5.9%低0.2个百分点。

　　三、改革是否具有有效性

　　面对当前疫情下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出台紧急应对措施十分必要，其中有的政策措施也可以经评估论证后转为改革措施，予以制度化、机制化。但从中长期比如全年看，则没必要刻意追求某个具体速度。如果这样，加大刺激力度当然也能够，但殷鉴不远，其负面后果更加难以消化，而且目前政策已经比较宽松了，总体上并不太缺钱，主要是货币传导机制有问题。作为刺激经济的主战场，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效率不高，在已经超过实际需求的情况下，对拉动经济的边际效应已经明显减小，大量投资对短期内提升GDP作用明显，但对扩大就业作用不大，也无从改善整个经济结构和经济质量，甚至还有副作用。而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数量和速度已经不是头等重要了，就业等民生问题及结构问题才更重要(去年底国务院专门发文部署稳就业工作)。

　　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最终还是要靠深化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对202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要求。中国改革虽然经过了41年，但仍有较大空间，改革释放的活力无疑大大有利于经济发展，但需要或长或短的过程。比如有经济学家提到，真正把民企与国企平等，会迸发出多大的生产力，这当然激动人心，但正如前面论及的，真正做到竞争中性至少在短期内不是件容易的事。近期还有文章称，市场化程度越高，经济越发达，经济增速越高，并以中国当初改革为例，说通过改革提高市场化程度，可以提高经济增速，还说认为改革会牺牲短期经济增速是“经济学范式”出了问题。这个说法，恰恰是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出了问题，因为这个说法忽略了发展的阶段问题、改革的阶段问题，更是不懂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发展的真正意义所在。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主要是在资源配置的效率及经济发展的公平性、均衡性和质量，而并不必然意味着速度，至少不是简单直接相关。

　　当年苏联计划经济的速度就大大超过了欧美，而发达国家当今的速度又是多少，很高吗?改革也是同样道理，改革初期冲破牢牢束缚，解放生产力，经济基数又很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市场化程度提高的边际效应巨大，可到了后来，改革进入不同阶段，效果也就不同了。可以说，改革到了今天，边际难度和边际成本都更大了，特别是结构调整，必然带来阵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冲击经济增长。任何改革都是有成本和代价的;改革促进长期增长，认为短期内与增长没有矛盾只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想法。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稳字当头……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持续用力，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需要说明的是，“量的合理增长”未必就是要保6，5.7、5.8、5.9也是符合的。后来余永定老师本人也这样回应，“6%只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一个代名词。”

　　冬去春来，惟(危)有新机。疫情突发陡生困局，倒逼改革恰逢其时。回想当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8和下降到7的时候，都曾引发担忧和争论，后来也都适应了，也没什么大不了，今后下降到6也是同样。为此，建议好好利用这次机会，在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把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灵活设定为“5.5%到6%之间”。当然，最理想的是干脆不设目标，而是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让经济自身内生性自然均衡发展，从而增强造血功能，增强免疫力，更好抵御各类病毒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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